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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唾弃。
八一五是永远的胜利。冯友兰先生曾说，国人第四次南渡，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从此中国这只雄狮在东方奋起。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的自强之路，再也不用担心受到列强的欺负、凌辱了。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而八一五将是中国人民永远的胜利。
然而，在欢乐的人群中，却没有见到红色延安的领袖们的身影。他们没有沉浸在这来之不易的欢乐中。
彭德怀，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坚守着陕甘宁边区的安全，随时注视着胡宗南大军的虎视眈眈。同时不遗余力地同朱德总司令一起，筹划组织“最后一战”。
朱德，抗日军的总司令，在这些天，无暇顾及胜利的欢乐，而是在精心地组织最后的大反攻，发布了7号命令，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据理力争，并向英美苏三国发出正式外交声明，进行国际舞台上的斗争。
毛泽东，红色延安的神经中枢。在这些天，虽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欢乐，却必须深思远虑，他一方面必须继续同朱德一起指挥“最后一战”，一边还要同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内战斗争，还要应付蒋介石的花招“重庆谈判”。
正是在这些领袖们的努力下，解放区的军民坚持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八一五成为人民的八一五，成为永远的八一五。
读史有感悟◎ 谁主沉浮？
在军事反攻大捷和人民的狂喜之中，总是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因素。这就是国共两党矛盾随着日本的投降逐渐升级。红色延安的力量尽管说在这时候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却同抗战后期蓄意保持实力的蒋介石政府来说，仍是相差甚远。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兵力有430万，拥有33；900万以上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大多数近代化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和绝大部分交通干线。通过八一五后的大反攻，又接收了100多万侵华日军的装备，还有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的巨大援助，即使红色苏联，也明确表示支持国民政府。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要小得多。当时，人民军队只有大约127万，装备非常简陋，不过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人口仅有13；600万，而且大部分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近代化工业，交通干线也很少，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援助，即使苏联，也不表示支持。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4）
当八一五胜利日来临的时候，国共两党失去了共同对抗的敌人，而两党在面临着如何领导中国，并带领中国走向何处去的时候，出于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主义追求，两党再一次地彻底分道扬镳了。
红色延安是如何面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分裂，是怎样做好它的诸种战略准备，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角逐中“以主沉浮”呢？
在艰苦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己。到1945年8月，解放区的实力已经丝毫不容再忽视。整个解放区的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都呈现一种上升趋势。
1937年9月26日，八路军115师的主力在山西北部取得平型关大捷，1940年7月到10月，在彭德怀指挥下又发动了“百团大战”，“皖南事变”之后重建新四军军部，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在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采用了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游击战术，迫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令鬼子心寒，连冈村宁次都说，“肃清八路非一时可以奏效”。到1945年8月份的时候，人民军队早已是身经百战的军队了。
1940年到1942年间，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和军队同人民一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中八路军359旅，开发了南泥湾；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裁减大量的非战斗人员，减轻人民负担，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和爱戴。解放区的人民翻身之后，纷纷起来参军参战。
1942年起，解放区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的种种左倾、右倾错误，使得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团结。1945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了。
1944年来，延安力求获得国际盟国的支持、援助，开始同赫尔利接触，力争和平、民主建国。解放区帮助盟国的飞行员，为盟军在华北登陆做了种种准备。在延安，还有日本人的反战同盟和朝鲜人的反战联盟。在人民军队中，朝鲜支队被单独作为一个编制。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将要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目前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投降，扩大解放区，占领必须占领之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而定。中央同时提出要迅速加强城市工作，掌握政策，扩大民兵组织，今冬明春在一亿人民中放手发动进行减租，在人民中揭穿蒋介石的欺骗等。
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1945年8月前，解放区的领袖们曾希望争取盟国的支持，以此来获得政府的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然而这种希望在1945年初的时候就几乎全部破灭了。周恩来在1945年2月15日就离开了重庆，回到延安，并且在2月17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周恩来同志离渝的声明》，第二天又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致信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认为即将于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国民党自行选派的代表不能代表中国。当赫尔利最终背信弃义的时候，毛泽东于7月10日、7月12日连续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对美国执行的“助蒋反共”对华政策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批判。毛泽东认为，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因此，解放区只能依靠“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来对付将来内战的危险。基于这样的境况，解放区的领袖们决定中共不再出席国民政府的参政会，并对国民参政会的决议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时，他们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扩展，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春夏攻势作战，并派出南下部队在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要求中原解放区巩固扩大，提前做好各项准备。
为天下安危，中共领袖赴重庆参加和平谈判，斗智斗勇中获得民心。1945年8月14日，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即发电报给毛泽东，“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看透了蒋介石的用意，在经过来回几个回合的较量和充分的准备后，为表示和平建国的诚心，并赢取全国民众的支持，8月24日，解放区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做出的这一决定是英明的，它从外交上避免了中共发动内战的不利，表现了共产党人追求民主、和平建国的诚意，从而在舆论方面渐渐占据上风。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5）
大力揭露蒋介石内战的阴谋，获取舆论支持。8月1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积极宣传反内战反独裁，揭穿蒋介石的欺骗阴谋》的指示，指出蒋介石以更大力量在扩大内战宣传，企图嫁祸于我，以便他放手发动内战，继续实行独裁。所以我党为了揭穿蒋之阴谋，应集中于宣传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主张和平、主张民主四个口号。在宣传的具体内容上，要求重庆局在报纸上，在中外人士中，配合延安广播，对蒋介石的阴谋 诡计坚决地予以严斥。
8月2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警告蒋介石：“内战的火是不好玩的，人民的力量永远不能征服，而在这个民主大潮流中，玩这把火倒是可能将自己烧毁掉的。”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国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加快政权和军事建设，对来犯之敌予以坚决打击。8月10日，中共中央宣布改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8月13日同一天，中共中央将关于迫敌缴械投降的策略下发给各中央局、各分局，指出在目前，以主力夺取敌伪武装资源的时候，除因军事进攻迫使敌伪缴械外，应用一切办法，采取各种策略，使得敌伪愿意向我方缴械，力谋取得敌伪武装资源，以便壮大自己，武装群众。
8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改称华东局，新四军五师地区则为华中局；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邓小平为书记；成立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主任，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
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向华中局发出指示，指出国民党军队一旦向我进攻，必须给予坚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