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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延安总部的命令，8月11日，新四军军部陈毅将军命令华中日伪军立即投降，一切武装、物资须交新四军处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向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提出最后通牒，限其48小时内投降；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部贺龙、李井泉向晋绥解放区境内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限期投降；罗荣桓司令员命令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分五路向青岛、连云港、烟台、威海以及胶济、津浦、陇海路等地日伪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东北的抗日联军，紧密配合苏军作战，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但蒋介石国民政府也于此时发出了要求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而同时却要求他的嫡系部队积极向前推进，伪军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蒋介石国民党蓄意要夺取人民胜利果实，挑动内战了。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最后一战（2）…（图）
投原子弹的人 8月12日，新华社记者发文驳斥蒋介石昨日的命令，指出国民党宣传部发言人认为朱总司令于8月10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的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寻找借口，以便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此时又有可靠消息传到延安，说美国的运输机和运输舰正在集结，准备运送8万名国民党军队到解放区的战斗岗位，其中第一批就是由美国军官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新军。这些情况刺激着延安的军民，刺激着延安总部的领袖们。
8月13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认为蒋介石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要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而另一方面要求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不相符合。所以，他向蒋介石严正提出：“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但蒋介石并没有回复，也不肯公开承认错误。
8月14日，刘伯承司令员命令八路军分六路向太原、开封、新乡、安阳等地日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无条件投降，但边区政府的受降权却被剥夺。为此，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三国发出正式外交声明，要求同盟国“注意目前中国战场的事实”。这一声明主要有5点内容。首先，解放区是1937年被国民党遗弃、而为日军占领的，到1945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收复了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了一亿人民。解放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人民“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的69％和伪军的95％，而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非但不予以协助，反而“以94万军队来包围和进攻我们”。其次，解放区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建议举行各党派会议，以建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够停止内部纠纷，动员全国抗日，确保胜利和战后和平，但这些建议都被国民政府拒绝了。再次，中国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不能代表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广大人民及一切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同盟国未事先取得解放区的同意时，解放区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再进一步指出，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抗日军队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国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最后，他还特意提出，同盟国（美国）要从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为了减少中国的内战危险，立刻停止对国民政府的租借法案援助。“如果国民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请勿予国民政府以援助。”
红色延安果断地采取了对日军的最后通牒。只有迅速壮大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坚持住正义。这一天，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急电，命令其投降。
文献档案：投降令朱总司令命令
冈村宁次投降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将军，致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急令如下：
南京冈村宁次将军：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别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东北、华中及华南之日军（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东北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第二部分：最后一战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1）…（图）
毛和朱 朱德
1945年8月15日15时
8月16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进一步揭穿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在接受日伪军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要事先和我党商量，取得一致意见；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及其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接受我们周围日伪军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有权派遣自己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投降后的工作；有权选出自己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以及联合国会议；制止内战，国民党军队只接受被国民党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废除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其中，他还说“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正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描述道：“在解放区的敌伪军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他们非但不投降，反而发动了猛烈的反攻。以轰炸机和坦克为前导，他们攻击共产党的军队，掀起了战争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后来随同国民党先头部队飞到南京的美国记者报道说，他们曾经看到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北上进攻新四军。”
据段苏权《收复张家口之战》记载：
“8月16日，日军司令部派出的两名骑兵，打着白旗寻找我军，联系投降事宜。我们把朱德总司令要日军投降的命令交他们带回。17日，我方派出两名代表前往日军司令部谈判。日方表示，同意我方提出的受降条件，但要请示北平司令官后才能办理投降事宜。第二天当我们再去催促时，日方却说，已接到冈村宁次的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不准向八路军投降。我方代表据理驳斥，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根据上级通报，日军有可能继续抵抗，伺机撤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武力去收复了。”
同样，李运昌《挥师出关》记载：
“日军一名大佐带领一个班出城，与中苏代表谈判。由我军代表当面交给通牒。苏军一名上尉代表提出：‘限日军全部及伪军下午二时在火车站二百米处集合投降，交出全部武器’。日军指挥官借口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命令，拒绝向中苏军队投降。苏军代表当即怒火冲天，连连对日军指挥官大骂，苏军战士端着转盘枪就要开枪扫射，吓得日军回头跑入城内，将城门关闭，顿时战斗气氛紧张起来。……我军指挥员和苏军当即决定攻城，以武力消灭守城敌人。”
但国民政府却于8月19日，派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北渡黄河，占领八路军太岳区的平陆县城，妄图挑起内战。
截至9月底，经过英勇作战，解放区的“最后一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红色延安的军事实力经此“最后一战”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的正规军发展到了127万人，民兵超过了268万人，从全国战略上重新分配了兵力，这对未来的遏制内战增加了有效的筹码，也为内战爆发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军事上的条件。
永远的纪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取得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