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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昂的地位,而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军队则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多半是在与日本侵略者熬时间,因此胜利对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熬出来的。因为主要是熬出来的胜利,故国民党在受降时,为了得到投降者的“合作”,不能不表现出某种过度的“仁慈”。这样给失败者留下的印象虽然也可以说是胜利者的大度,但谁能知道失败者的心里是怎样看的呢?
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何以是如此的结局?我们不妨看一段李宗仁先生颇为痛切的解释,他在回忆录中说: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太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猝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士兵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伤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尽。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训练所;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笫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中央军”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有些“杂牌”部队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而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李宗仁先生的话,如果再加上两条,即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既要抽出相当力量去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又始终抱着等待国际局势发生大转变这样一种依赖心理,那就更加全面了。
因为是熬出来的胜利,所以8月15日蒋介石在对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就有这类动听之语:“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我请全世界盟邦人士,以及我全国的同胞们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真要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
这话虽也不错,但出自蒋介石之口,恐怕是另有文章。只要想一想他对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怎样的“不念旧恶”、怎样的“与人为善”、从不顾及什么和平,就可知老蒋并非什么仁慈大度之士。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甜言蜜语,无非是想让日本侵略者把放下的武器和其他财物顺顺当当地交给他这些远离战场的“胜利者”,而不能交给那些在侵略者周围日夜打击侵略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第一部分:追问迟到的投降追问迟到的投降(3)
请看8月15日蒋介石给冈村宁次的急电:“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17日,冈村回电:今派今井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18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
8月18日,蒋介石再电冈村:一、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员,于8月21日晨坐日本飞机一架,自汉口附近起飞,径飞湖南常德上空,此时高度须五千英尺,时间为重庆夏季时间上午10时,届时在六千英尺上空当有盟军战斗机三架迎接之。二、日机标志在机翼上下各添带有光芒之日本国旗一面,并于两翼末端各系以四公尺长之红色布条,以资识别。三、盟军战斗机三架将护送该日本飞机至芷江机场着陆,着陆顺序第一架为盟机,第二架为日机,第三架笫四架为盟机。四、今井参谋副长须随带驻中国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安南地区内所有日军之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区分系统等表册。五、如因气候恶劣不能完成上述之飞行时,须于次日依照上项规定之时间与方式实施。
你看,蒋介石身为委员长,为投降者安排考虑是何等周密细致!
8月21日,芷江受降。家家户户挂起国旗,在公路进入街道的地方搭起了彩楼,上面四个大字“胜利之门”。沅江大桥桥头又是两处彩楼,一边是“正义大道”,一边是“和平桥梁”。上午9点,成百部吉普车和其他军车排列路旁。美国人尤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们急于要看见骄妄残恶的敌人怎样吞下这一颗自作自受的苦果。中国方面愿意把典礼弄得简单,严肃,甚至冷淡的程度,握手、军乐、欢呼,都是不允许的。10时刚过,四架飞机在东方出现,油绿色的日机,带着白点,漆有六个日徽,机翼挂着红绸。当日机停稳在指定的位置后,几十架摄影机抢着挤向前去。八个日本人走下飞机。四辆吉普车列成一行,日本人被引导坐进中间那辆有白旗的降车。车队驶向空军总站。
今井武夫回忆他们当时住地的情形是:“警卫和哨兵对我们的态度很宽容,给人的印象是,与其说他们是包围着我们加以监视,不如说他们是在外围护卫我们。”更有意思的是,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专设一题,名为《胜败双方的友情》,其中说他们一行在芷江停留期间,始终由接待的两名将校陪同,“大家围一圆桌而坐,虽然是农村饭菜,每餐都准备了丰富伙食,尽量饱餐。”这两名将校,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都是何应钦的心腹。今井说:“我亲自体验到中国军人对待我们败军使节那种令人怀念的态度。”“派此两人同行的措施,并不是何应钦独断独行,因为任务特殊,是暗地里遵照蒋介石授意而行的。”所谓任务特殊,今井一语道破:就是为了建立今后中国军与日本军的“新关系”。
主持会议的是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将军和美军代表波特勒将军。会议开始前,萧将军声明三点:记者不得发问;日本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所有中国方面的发言先翻成日文再翻成英文,所有日本方面的发言先翻成中文再翻成英文。
8月22日上午又进行会谈,今井武夫说:这次会谈中特别使他感到奇怪的是冷欣副参谋长发言的内容。冷欣为亲自进驻南京,而要求日本军用书面保证安全。他觉得一位战胜国的高级将领向战败国使节要求保证安全,未免有些滑稽之感。他认为:“中国军对于迄当时为止号称不败的日本军,感到不是凭自己的力量获胜,而是依靠盟军在其他战场上取胜,才名列战胜国之一,因而并没有战胜的实感,还不能消除对日本军的畏惧心理。”今井还说:“中国方面向日本军提出的要求,对有关军械军需品、设备及财产的接收问题显得特别关心,再三强调要妥善接收,坚决要求对于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特别是与冷欣中将的协议,几乎完全集中在这一点上。事实上,在中国军进驻以后的实际情况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这方面的证明。大小纠纷多半都是围绕着接收武器和金银财宝而产生的。也就是:对没有接收权限的部队向日军强迫接收,如加以拒绝,就会受到打击报复;正式办理接收的人,在公开接收之外,又要求表册以外可作黑市买卖的物品;或者为了看中拥有财宝的人,即使毫无关系,也当作战犯加以逮捕;而确实获得不法财宝的人却能免除汉奸罪不予逮捕。因此,国民政府军队的威信一落千丈,国民政府的前途也就垂危了。”
这话出自一名战犯之口,一方面流露出他们不承认战败的心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争的事实,国民党对投降者的“友善”,是与他们贪敛的欲望相一致的。今井武夫称何应钦到芷江,是对日本投降代表“不辞辛苦远道来到芷江加以慰问”。后来,冈村宁次在回忆9月9日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心态时,有一句令人惊讶的话:“在会场上我不时凝视着何应钦的举动。由于是向我最亲密的中国友人何应钦投降,心中也有安然之感。”
第一部分:追问迟到的投降积之厚发之猛
中国的抗日战争,打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战场:国民党领导的战场是脱离或损害群众利益的战场,是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战场,是越来越消极抗日的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战场是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战场,是经济、政治、文化与军事斗争相统一的战场,是始终坚持积极抗日的战场。到1945年3月,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近一亿的人民,组织了近100万的正规部队和220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区内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此外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