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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对胜利的渴望，却对高压的统治深深不满，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外交，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比如取消了不平等条约，但新的强权势力却依旧在向中国渗透……总之，国民政府面临的几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中国。作为陪都的重庆，浸润在夕阳的垂照下，毫无生气。
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借此机会，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难。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化和刘文辉，普遍地认为蒋正利用战争来削弱他们的势力。国民政府同地方军阀之间“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
到1945年8月的时候，国民政府异常虚弱，让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成都有一家报纸，本有一篇社论要发表，却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因为它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国民政府极力维护它的高压、独裁统治，不敢面对自己的疮疤，一旦暴露，它就立即亮出镇压的武器。国民政府大量豢养特务，成立军统和中统，同美国合作在重庆建立了中美技术合作所，大量逮捕爱国人士。据李宗仁将军回忆：“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仆、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国民政府的统治可谓是暴戾恣睢到了极点。
至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民盟和青年党，他们确信国民政府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连曾经强烈支持过蒋介石的美国人克伦拉斯·高思也说“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开始的战略失误，导致东南沿海的菁华地区损失殆尽，国民政府的税收来源大量丧失。灾难性的通货膨胀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但却有人大发“国难财”。“一小撮囤积居奇者、投机商和贪官污吏获得了大量财富”。整个社会成了权力拥有者和与权力有密切关系的私人的乐园，尽管同时是大多数人悲惨境遇的地狱。
经历最初的几次会战，国民政府的军事实力出现前所未有的下降。战争期间，以蒋为首的中央政府不是努力通过矫正，创建一支真正的国防军，而是通过在各省部队中安插中央政府的国民党干部，把地方军队送去与日军进行毁灭性战斗，这造成了普遍的疑忌。蒋介石通过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自己的中央军，而不给大量的地方部队，这进一步造成了中央军与杂牌军的隔阂。国民政府军队还有一个严重弊病，就是军官素质非常差。这个弊病在1945年更加加重了。美国魏德迈将军描述国民党军官“无能、愚蠢，缺乏训练，褊狭……全然不称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长于在派系斗争中机敏行事和及时倒戈转输忠诚，而非军事技能娴熟。大部分军官只经过几个月的军事训练，缺少实际的临战经验。少数高级指挥官、将军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如白崇禧、陈诚、孙立人，智慧、廉洁，具有高超的军事才能，却都不是中央政府的核心集团成员。惟一的一个陈诚是蒋的亲信，却因为在政治风波中失败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抗战中几乎都在政治风云中度过。
还在1944年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残暴统治就几乎在各个阶层引起了巨大的不满。农村地区开始骚乱，当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一号作战”面前撤退的时候，农民们开始凶猛地反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愤懑变得表面化了。……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器，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连美国的驻华官员都报告说“民心鼎沸”。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国民政府军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时候，往往10个国民党士兵都抵抗不了日军一个士兵，士气降到了最低程度。悲观、恐惧和不满，几乎笼罩了国民党军队的每一个营队中。
外交方面或许是惟一能够值得欣慰的。作为同盟国重要的一员，国民政府获得了世界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的承认。他们纷纷表态，国民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这使得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强”之一。
作为世界四强之一，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成功地废除了前清时期外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几乎完全的主权。并且作为中国战区的领导者，获得美国租借法案20多亿美元的贷款，获得了美国人对中央军的武装，成功地度过了战争难关。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频频参加同盟国的最高层会议，1942年，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出现在美国、苏联、英国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聚会的会席上。在世界舆论和形象方面，国民政府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第三部分：夕照下的陪都夕照下的陪都（2）…（图）
日向苏投降 但是，整个战争期间，中国仍始终只是苏联和美国以及英国考虑问题时的一个筹码。虽然蒋介石本人是盟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但他得到这一位置却是出于美国人、苏联人以及英国人的诸般考虑。在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以出卖中国利益为条件换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攻击关东军。而作为空有其名并无实质的国民政府，则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说。
而苏联在1945年8月份的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出于其自身的利益， 一方面阻止国民政府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刁难中共军队。这使得中国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的白刃剑。双方力量在这里达成了一种均衡，再经过两三年的此消彼长，到1948年初的时候，东北局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国共双方的大决战就此拉开了帏幕。
总之，虽然八一五期间，蒋介石国民政府获得了表面辉煌的胜利，接收了大量武器装备，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最高领袖，但此时的国民政府政治虚弱、经济崩溃、军事恶化、外交丧权、人民不满，都使得陪都在重庆夕照下形影相吊。所以当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仅仅三年半后，国民政府就倒台，自然也不稀奇了。
焦点人物 八一五前后的蒋介石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1887年10月31日生于浙江奉化。中国国民党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军事“围剿”，逼迫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经中共代表团参加谈判，蒋被迫接受联共抗日条件。
1937年到1939年间，在蒋统率下，中国军队先后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作战，阻滞了日军的疯狂进攻。但由于蒋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国土相继沦陷。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1月蒋被同盟国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随即应驻缅英军请求，派远征军入缅甸支持英美盟军对日作战。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当日，据消息称，蒋介石召见了曾经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逃离东北的几位将领秘密开会，准备把他们连同国民党官员都派到东北去，准备接收。原东北军将领纷纷要求少帅张学良复出，可蒋胸襟狭窄，丝毫不顾东北军将领的请愿，仍然记恨张学良，刚愎自用地选择了自己信任的熊式辉、陈诚、卫立煌等人。蒋介石信任这些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忠诚于他。
8月11日，蒋介石令共产党军队“原地驻防待命”。
8月14日，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了第一封电报，内称“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意图对共产党实行缓兵之计，拖延时间，以利于把国民党军队运到共产党的前线。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蒋介石走到重庆的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向全国及世界广播，发表了《广播演说词》。他说：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