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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露面或是主动出击，会使你变得越来越平凡；相反，短暂的隐退会让你变得神秘，在别人的想像中富有魅力。
收回去的感情或是日益稀罕的事物，会在突然之间增加别人的思念和向往。驻留得太久或是习以为常的事物或现象，则往往遭受忽略。欧洲中世纪的贵妇人尤其懂得玩这种游戏，她们要求骑士经历漫长而艰辛的追寻，这样，“缺席与在场”造成的情感想像无疑会激发更加强烈的爱情。
在感情生活中，以退为进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候改变自己的行事方式，从相反的方面考虑问题，你的生活也许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以退为进之中，自我的意图得到了最不露痕迹的掩饰，在别人的猜测和询问中，你就掌握了许多的主动权。这一原则非常适用，在其他方面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知进也要知退
知进也要知退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真正能够懂得其深刻含义的人却未必多，因为人人都向往着高官厚禄，幸福荣华。自古以来，人的进退，原来就不是件容易处理的事，尤其是“退”字，但是不管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只知进不知退，在“退”上欠火候，可能都会使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遗恨终生！
战国时代有一位叫商鞅的政治家，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同时巩固了秦国的统治。然而，他后来却遭到了五马分尸的极刑，使一世荣华，顿时化为乌有，死后仍骂声不绝。晚年的商鞅最大的不幸，就是触逆了原来是他强有力的靠山的孝公。当初，他在孝公的支持下，断然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虽然为秦国政治清明、富国强兵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但是，改革也触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一时间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变法期间有孝公支持，政敌们对他无奈何，但是危险是很大的。当时他已使孝公感到了威胁，据说，孝公生前曾故意要传位于商鞅，以试他心。《战国策》中有载：“孝公疾起，传位商君，商辞而不受”。可见商鞅已见疑于主子。这时他本该主动从位子上退下来，隐遁避险。据《史记》载，有位叫赵良的人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咸”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是商鞅不以为然、固执己见，或许他想看看自己一手改革的政治是否能够进展下去，他这样的判断思考逻辑显然过于天真。孝公已将他驾空，下面政敌正伺机报复，他在台上一日，生命威胁就日大一日。秦孝公去逝后，新王即位，反对派们再也用不着“投鼠忌器”了，纷纷策谋陷害他，他终于被以谋反罪名处以极刑。
也许，商鞅的例子比较特殊，也并非所有“商鞅式”的人物都要惨遭如此毒手，但是，凡是在进退上处理不当者，大多不得好的下场。相反，处理得当者，却能名垂千古。
至于隐退与否，也是因各人性格不同而定。从最后的理想结局来看，当然是“功成身退”、“告老还乡”能保平安，此乃“天之道”也。换个角度来看，历代用人者也倾向于录用“知退者”。
如宋代工部尚书在谈录用人才问题时，露骨地说过：“应举喜引退者。”理由是：“举人大抵应举喜退者，因喜退者识廉知耻，而且忠心弥坚，极少生事。但若举奔竞者，此类人多骄矜好利，而易累及举官，故尽量避之。”
商鞅之所以惨遭毒手，是他太不识时务，只知进，而不识廉知耻，且“好生事”，故而引起众怒，不死将何？
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吗？所以，我们只有居危思安、高瞻远瞩，认识到满方易折、物极必反的道理，才能保实力、图发展。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后退是一种策略（1）
后退是一种策略
当前面的路被一座山挡住，我们只能绕过去。这样虽然要多走一些路，但却能保证到达目的地。
因此，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不懂得后退是不行的。后退是一种策略。不懂得后退的人，往往难以达到目的，还可能碰得头破血流。
后退就得有牺牲。中国象棋中有“丢车保帅”一招。丢了帅，就等于认输，因此为了保帅，丢车是在所不惜的。
东汉末年，汉献帝被叛军软禁在长安。他利用一个机会逃了出来，奔向洛阳。叛军骑兵紧追不舍。此时老臣董承提议把身上所带的金银财宝都扔到路上，最后连皇后的首饰都扔掉了。
追兵看到地上的财宝，都跳下马来拾取，军官叱责也无用。因为他们拾到的财宝足够用一辈子了。这样汉献帝得以保全生命，逃到洛阳。
命与财宝相比，当然是命更重要，因此这个牺牲是值得的。
后退是为了造就自我进取的资本。身处竞争时代，首先应要造就自己进取的资本。如何造就，那就是靠一种坚韧和执著，用知识和学问来武装自己的心灵，苦练坚韧之功。
曾国藩平生爱好学习，从少年至老年，没有一天不读书。他受书籍的影响非常大。他所说的：“心灵不牵执于物，随遇而安，不为以后的事操心，专心过好现在，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不常依恋。”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而曾国藩竟然能在读《易经》时体会出来。曾国藩受书籍的影响，实在是非常深。
对于人生的进退，最易造成两种错误的行为，一是盲人骑瞎马式莽撞，一是自暴自弃的沉沦。曾国藩虽善于忍让，但也有不愿退却的时候，如拒交关防一事，则看出他也有争的一面。
曾国藩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后退是一种策略（2）
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军无战功，清政府便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自己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说：“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九帅之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
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申刻行船时，遂将郭嵩焘所纂《湘阴县志》阅读一遍，以抑制自己复杂的心情。睡后，则不能成寐。“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后二天，他每日只看《湘阴县志》，并将此志寄还。从第四天开始上半日处理文件，见客：下半日与晚上便开始抓紧时间读《国语》、《古文观止》。告别了他经营多年的江宁，离开自己血脉相承的胞弟，怅怅如有所失，内心十分不安，只企望旅程之中能在自己喜爱的书籍中得到安慰与休憩。同治八年（1869年）一月九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著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毋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战国策》、《左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太后、皇上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中庸的智慧》 第三部分与时俱进，三朝不倒（1）
因时而变
有一人叫刘羽冲，是沧州人，他性情孤僻，好讲过去的章法，实际上都迂腐不能施行。
他偶然弄到一本古代兵书，研读之后，自称能带10万兵。恰好当时有土匪，他自己练兵和土匪较量，结果大败，他自己也差一点儿被活捉了去。
他又�